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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提高惩罚性赔偿保护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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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义应该是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守护神。 只有将“事后保护”与“事前保护”结合起来,我们的产品才能更好、更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协会名誉主席陈数里此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成本太高,惩罚性赔偿应该增加,这样消费者在愤怒保护自己权益时就不会赔钱。 应该说,作为消费者,我们对这种描述并不陌生。 这些司法案件在我们身边新鲜而活跃的共同特点是以巨额索赔开始,以象征性赔偿结束。 对消费者来说,诉诸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很难平衡诉讼成本和诉讼收入。

在消费者权益案件中扩大惩罚性赔偿不是一个“前沿”观点,而是近十年来许多学者反复提出的,媒体的呼吁也非常迫切。 最近,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许多专家表示,增加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尽管惩罚性赔偿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但公众舆论在促进立法方面进展甚微。

当然,中国实际上有“惩罚性赔偿”,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双重赔偿”。 这并不是说司法部门不支持这种法定惩罚性赔偿。 其对抑制问题产品收效甚微的原因是,首先,“双重赔偿”仍然偏低,不能对小商品起到应有的“惩罚”作用。第二,产品损害案件通常涉及许多消费者,根据我们的法律传统、公民意识和具体的司法程序,最终选择司法救济来保护其权益的受害者并不多。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商人不重视惩罚性赔偿。

反对扩大惩罚性赔偿的另一个观点是担心惩罚性赔偿会带来基于寻求不当利益的“司法爆炸”。 “知道假货并购买假货”的伪造者通常被视为反面例子。 这种担心似乎被企业所考虑,但实际上是对不良企业的纵容。 企业应对索赔诉讼“爆炸式增长”的最佳方式是确保产品质量,尽可能防止产品侵权。 这正是惩罚性赔偿的初衷

拒绝扩大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因为这可能导致“明知故犯”实际上绑架了所有具有社会现象的消费者,客观上导致司法救济对消费者来说太遥远。 制度改革的方向,除了上述惩罚性赔偿的加强,当然也包括司法封闭性的转变 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正义应该是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守护神。 只有将“事后保护”与“事前保护”结合起来,我们的产品才能更好、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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